我把余热献新华--写在新华学院建院10周年之际
许剑雄
2015年，中山大学新华学院迎来建院10周年，我也伴随新华学院走过了10个春秋，把我退休后的余热献给了新华学院，同时也见证了新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克服重重困难，在风雨中成长的历程。
谁说老牛无用处？
建院初期，新华学院条件十分简陋，校园是租来的，只有三百多亩地，周围是农村，课室是土得不能再土的乡村五层建筑，一条高架马路，挡去了整个校门的门面。更甚的是这个校园还是一个未经批准的无证经营的违规校园。慕名而来的学生，大呼“上当”。有的学生把新华学院称为“垃圾中的战斗机”。有的说比不上他们的中学、小学。有的学生问我：“老师，这个学校能不能办下去呀？”
作为一线面对学生的老师，如果不解决学生的心理问题，势必影响教学效果。我肯定的对学生说：“能，一定能办下去，为什么不能办下去！” 我用我的亲身经历，向他们讲述“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的道理。退休前，我曾经作为访问学者，到伦敦密德萨斯大学（Middlesex University）访问。这个学校在伦敦有13个校园，每个校园都不大。我去的外语系，就是一个校区，面积还没有新华广州校区教学区的三分之一，也就是跟一个足球场差不多大，里面就几栋两层的楼房而已。校门则只有国内大宅门那样大，门口挂着一块不显眼的木板写着校名。路过的人若不仔细，还不知道这里有一所大学。可里面的师资、设备无可挑剔。就拿计算机来说，就要比同期国内的计算机先进一、两代。讲完例子，我问学生：“你们是来要门面的，还是来求学的？”“如果来要门面的，那就走错门了，如果是来求学的，那这里的图书设备够你们学一辈子。”“这里的管理干部和师资，大多是中大的原帮人马，教你们绰绰有余。”
我知道，课堂上讲这些东西，会影响讲课的时间。但又不得不讲。我想，当时的领导可能在跑硬件和办手续方面已经焦头烂额，能够维持新华的运转就很不错，还抽不出太多时间顾及其他方面，不解决学生的一些思想问题，就会影响学风，影响教学质量，因此，我在传授知识的同时，也跟学生讲学会做人的道理，我对学生说，到这里来上大学，不仅要学知识，要博学，而且要学会做人，学会明辨是非，否则，走出社会，知识越丰富，对社会危害越大。
新生学校，普遍存在学生纪律差的问题，有时缺课较严重，尤其是节假日，还未放假，学生已经有一只脚放到教室门外了。我每次上课前，都会要求学习委员点名，做好缺席学生的记录。若学生旷课超三分之一，都会按学校规定，作自动放弃修课处理，不管其考试成绩如何，在分数报表上都会注明缺课次数。有一次， 放长假前，班里走了几个学生，我在班里提出批评，有学生说，我们班算好的，别的班走的人更多，我对他们说，别的班我不知道，但在我这里就不行，我不容忍这种无故缺课的行为。有学生说，我还没碰到这么严格的老师。
为了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讲课时，我把海外学习经历，日常趣事融合到课堂里。
讲到有关中西方文化差异时，我把在新西兰留学时与房东的趣事讲给学生听。有一次，我请中国学生吃饭，因下米太多，就把多余的捞上来，放在盘子上，饭煮好了，我请大家吃饭。我的房东，把盘上生米当成饭分给大家，引得满堂大笑。我的房东从来没吃过饭，分不清什么是米， 什么是饭，这就是东西方文化差异的一个例子，学生尤其喜欢听这些活生生的例子。
讲俚语时，我举John（约翰）为例。John在美国是个很普通的名字，一个课室可能就有几个学生叫John。但John作为俚语用时，许多外国学生就不一定知道它的含义。有一次，一位初到美国的中国学生，到自修课室找Robert, Robert 不在，Peter对中国学生说：“Check the John.” 中国学生一脸茫然，看到中国学生不懂的样子，Peter 起身，带中国学生到厕所门口，指着厕所说：“Check the John.” 原来，John除了用作人名之外，还是厕所的代号！
讲翻译时，我引用了发生在周围的例子。广州市开往大学城的公共汽车，有个时期，把“大学城”翻译成“University City”, 我问学生对不对，很多学生不敢回答，个别学生则点点头，表示赞同。可见这种一字对一字的望文生义的翻译方法是中国人尤其是学生翻译的通病。我问学生，大学生英语怎么说，他们会说，”college students”, 我又问，你们手中拿着的大学英语课本，“大学英语”怎么翻，他们说“college English”。那么，为什么”大学城“的”大学“就变成了”university”了呢？这是因为在学生脑子里平时想的“大学”就是“university”, 把翻译简单看成一个汉字换成一个英文字，这样的翻译不但翻不准，有时还会闹笑话。 就拿”大学城“的”城“来说，把大学城的”城“字翻成”City”, 那“广州市”的“市”字又怎么翻？学生说：“Guangzhou City”。既然如此，两者都是”City”, 究竟广州城大还是大学城大？学生无言以对。大学城只是广州市的一小块地方，充其量也只相当一个镇，所以大学城不能翻成“University City”, 而应为 “College Town”。 这样活生生、通俗易懂的例子，学生感到易学有兴趣。
我说不上我的教学方法是最好的，但起码我的备课是认真的，教学是负责任的，是想了办法上好课的。
学期结束时，有的学生会要求与我合影留念。节假日时，有的学生会送我贺卡。这使我感受到教学的乐趣，也感到这是学生对我教学的肯定和鼓励。
名利地位何足惜？
我本可以到其他学校去任职。岭南职院的领导邀我到岭南职院任外语学院副院长，我婉拒了；华商学院的领导邀我到华商任外语系系主任，我谢绝了；还有人介绍我到南海一家学校当校长，我推辞了。名利地位割不断我对新华的这份爱。
更令我纠结的是：我的表兄是泰国侨领，家财过亿，泰国皇家授他勋章。他不只一次到广州叫我到泰国安度晚年，他说：“我给你房子，给你土地，泰国生活费用比较低。生活会更好”。我的表姐也是泰国名人，泰国皇家授予她模范母亲称号。她培养的儿女个个都是商界名人，儿子办的公司在泰国上市多年。表姐说：“弟呀，阿姐现在有钱，欢迎你来我这里住，你想要住多久就住多久。” 我都没有应承。房子，土地，亲情也难夺走我对新华的这份情。
我本可以到异国他乡找一僻静的地方，过起清闲的日子，但我想，陶渊明的桃花源怎比得上这校园里的朗朗读书声。
我之所以选择在新华任教，原因之一是基于对母校的感恩之情，我对母校有无法用言语表达的情结。是母校把我培养成才，我要把我的知识服务于与母校有血缘关系的学校，以报答母校培育之恩。
我在新华任教，不图名，不争利，不争地位，不用争职称，无需比高低，离开利益纷争，无需防备明枪暗箭，心理负担轻，可以专心致志，一心从事教学。
我在新华任教，虽然生活条件较为简陋，但我无怨言，我出生于一个农村贫苦的家庭，能念上大学，并留校任教，实属不易。没有母校就没有我的今天。
我感恩母校，为母校服务，母校也会感谢我。看着那中山大学颁发的“卓越服务奖”， 我感到无限荣幸，我觉得这就够了。我想，要是某一天，新华也给我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某某先生，退休后又为新华服务若干年。我会感到更加荣幸。
我把余热献新华
十年来，我每周上的课比退休前还多。一般是十二节，最少十节，最多二十四节。每天奔跑于南校区、龙洞校区和东莞校区之间，行程数百里。有时中午12时15分下课，从四楼匆忙赶到停车场坐12时半的车，两点多回到家才能吃饭，有时准备点干粮在路上将就一餐；如遇雨天，从课室赶到露天车场，半身湿透，行车又慢，在车上呆了两个多钟，回家才能换衣服。有时晚上回家已是十点多，忙到十一、二点才睡觉，第二天一早起床，又匆忙赶上班。
新华的生活条件是艰苦的，十年来，不管严冬酷暑，每逢午睡，我都是找一无人课室或教师休息室，和衣而睡，稍为休息一下，便到课室，等待学生，等待上课铃声的到来。
我在工作中享受生活的乐趣。坐在校车上，周围都是熟悉的面孔：工人，干部，老师，领导，不分彼此，有说有笑，谈生活，谈工作，谈经验，谈趣事，谈新闻，没有拘束，就像一个大家庭。
每当我上完课，我感到心情特别愉快，尤其是对所上的课自我感觉良好时，因为我又做了一天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这就是幸福。我为新华贡献余生而感到自豪。我在车上用诗歌表达喜悦之心情：“朝辞穗城晚别莞，百里耕教一日还；谁说老牛无用处，老牛耕田更熟行。”
每当车子来到珠江边，顿觉心旷神怡，知道就要到家了，这时感到江景尤其迷人，我在车上写道：一轮红日挂西边，一排江舟泊岸旁；归途疾车飞桥过，近家江天更漂亮。
我为新华的进步而高兴，我为新华的成绩而欢欣。
如今，新华学院与以往已不可同日而语。它有了两个校区：一个在广州，一个在东莞；总面积两千多亩，特别是东莞校区，初具现代化大学的规模，有着美好的发展前景。
我把它比成“朝阳、迎春花、新明珠”。我为母校孕育一个又一个的学校而歌唱。我以游记的形式赞扬母校为社会培养更多的精英。我写道“满园盛开迎春花，迎接学子上新华；美景美事处处是，新华学风人人夸；老夫欲作朝阳颂，喜赞中大育新华。”
通过在新华任教，丰富了我的阅历，增长了我的知识，提高了我的写作技能。近一、两年来，我重拾文学旧爱，写了一些诗歌和文学类文章，有的已经发表，有的尚待发表。我通过教学和写作，保持年轻的心态。我感到，活得比退休前更精彩。
我退休后，做力所能及的事，我觉得，人老了，但心态不能老，积极上进，老有所为，多做有益的事情，为社会提供正能量，利己利人，对社会，对个人都有好处。如果真有第二春的话，我愿为母校贡献我的第二春，发出更多的光和热。我在《退休感言》中写道：虽是退休十余载，依旧心系三尺台；莫道夕阳西山渐，霞光秋色更可爱。